“人死了，号怎么办？”在进入数字时代这头几十年里，这句话大多数时候只是年轻人之间的一句地狱笑话。因为我们尚未来得及体验数字原住民的大规模代际死亡，但情况现在即将发生变化。伴随数字时代推移，总有一天，网络上户主过世的账户数量将超过活人账户总量。而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结构，我们的这一天只会更早，不会更晚。尽管并不清楚未来如何，但已经有人开始认真考虑数字身后事了……
在进入数字时代这头几十年里，这句话大多数时候只是年轻人之间的一句地狱笑话。
因为我们尚未来得及体验数字原住民的大规模代际死亡，但情况现在即将发生变化。
伴随数字时代推移，总有一天，网络上户主过世的账户数量将超过活人账户总量。
根据牛津互联网研究所预测，Facebook的质变点将在2070年到来，届时Facebook账户生死比例将逆转，印度、非洲等人口枢纽是死亡账号的最主要来源。
过去几年的经验一次又一次证明，任何一个微小变量放在全人类的尺度上，都将是一次社会意识乃至经济结构的全方位动荡。
50年前的普通人很难想象互联网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而现在的我们也很难想象数字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代际死亡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高云龙今年就接待了一位特殊的90后女孩，接受了一点来自年轻人的“思维震撼”：
女孩重感情，她的社交账号中，和朋友的往来记录悉数完好保存，而她的愿望是，将来如果身故，可以委托一位朋友成为自己账号的“管理人”，帮助通知其他朋友，并给他们拷贝账号中彼此的交往记录，以供想念。
没有错，一批人还在操心现实墓地“死不起”，另一批人已经开始操心另一个世界的死亡。
关心数字身后事的年轻人正在激增，去年仅中华遗嘱库就经手了458件数字遗产案例，这一现象今年还在持续。
他们的遗嘱中，被提及最多的前五名分别是微信、QQ、支付宝、网络游戏账号和虚拟货币。
有人设计了一个“脑洞”——棺材型的特殊U盘，这款U盘能让死者在生前对自己的互联网账号进行预处理，包括死后自动发布讣告、删除数据和密码托管。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死亡还是个过于遥远的话题，更不要提“数字时代的死亡”，这是整个人类历史都未曾有过的经历。
以最简单直观的方式去想，处理数字身后事，无非就是把值钱的东西分一分，把不想被人知道的东西删一删，和现实生活一样，没啥复杂的地方。
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大问题：我们的绝大多数虚拟账号，并不真正为我们所拥有。
打开那些互联网平台冗长的隐私条款，你会发现尽管我们在游戏中消费、在iTunes中购买音乐，但绝大多数虚拟账号只是平台“出借”给用户使用的，最终的所有权还是归属平台。
比如抖音的用户服务协议，清晰地写明用户只是获得了“合法使用抖音的权利许可”，一旦超过6个月未登录账号，这份许可随时可能会被收回。
这无疑是令人恼火的霸王条款，但没有人能够拒绝，因为不在这串书名号前打钩，我们就无法登入任何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
而捏着鼻子选择同意的结果是——当账号主人身故，关于账号的一切解释权都归平台所有，拥有账号生杀大权的只有平台，而非账号主人的亲朋好友。
国内某大型游戏公司工作人员透露，某些“大佬”账号的去留：“都要由大领导决定。”
于是，2004年美国士兵贾斯汀的事件一遍又一遍重演——这位年轻人在执行任务期间意外身亡，他的父亲向雅虎请求提供儿子邮箱密码，希望获得儿子邮箱中的信件、照片寄托哀思，但雅虎以保护逝者隐私为由予以拒绝。
最终，老父亲把雅虎告上法庭，法庭宣判，雅虎可以不允许老父亲继承儿子账号，但须将邮箱内容刻录成光碟交给对方。
也就是说，如果平台不想“大发慈悲”，我们可能既无法安排自己“数字遗产”的归属，也无法让指定的数字遗产执行人完成对数字遗产的后续处理。
而这“不公平”能够长期存在或许是因为，我们对于“数字身后事”的理解走上了歧路。
“现在除了《民法典》的规定，对于数字遗产的产权保护相关规定还是缺乏的，更多的是依赖于各个互联网平台自身的一些规则，但他们的规则大部分都会偏向于给自己的平台。”
中华遗嘱库负责人陈凯律师指出：“这是应该被改进的，互联网平台利用自己的规则条款来去排除用户的权益，或者扩大自己干涉用户财产权的边界，也造成了用户的一些困扰。”
在新闻报道中，常常能看到当事人提出质疑，通过一些调解或协调，最后互联网平台给予了便利。
“但是从规则上说，互联网平台它是可以拒绝的，实际上用户的权益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保障。”
换句话说，互联网社会前进得实在太迅速，而人类的法律版本还没来得及更新换代。
冗余的账号将带来巨量的存储成本，对于出售书影音版权的平台，“一号永流传”的传家宝账号更是可持续经营的毁灭性打击。
正如《机器中的幽灵》所指出：“如果我们的数字物品就像我们的物质物品一样，我们看起来都会像极端囤积者。”
由平台掌控逝者账号，既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火化”以控制成本，也可以把这些数据作为营利的资源。
这意味着，不论现实还是虚拟，个人合法财产都是个人遗产，但那具承载我们灵魂的皮囊，则不在“遗产”的范畴之中。
以此类推，自然人死亡后留下的数字痕迹总和，与其称作“数字遗产”，不如称作“数字遗体”更加合适，因为它包含的不仅仅是财产，更是身份、记忆与联系，更加具有“人格属性”。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去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10.51亿，人均每周上网时长29.5小时，也就是说，一周七天，过半数中国网民至少有1.23天是在数字世界中度过。
虚拟世界早已不是一个说抽身就能抽身的游戏世界，它真实占据着我们生命中越来越不可忽视的长度，而我们也正在成为第一代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人类。
于是当现实中那个2000亿枚神经元同时疯狂运作的大脑停止工作，留下的将是两具遗体：一具在现实中，一具在网络里。
微信钱包和支付宝中的余额，好比数字遗体随身携带的财物，虚拟货币和游戏皮肤，好比遗体佩戴的金珠宝玉。
而剥除这些“身外物”，还有一些看起来并不那么“值钱”的东西：比如你的浏览记录、cookie、指纹、照片、备忘录，以及每一句朋友圈的留言。
所以当我们面对“数字身后事”时，讨论的其实从来都是两样东西——数字遗产，以及数字遗体。
只不过，谁都是第一回出生，谁也都是第一回死去，数字时代的死亡还是一个相当稚嫩的话题。
在我们有限的经验里，很难找到一个与之对标的前例，绝大多数公司与个人还是在凭借简单的直觉处理问题。
于是，早年间“数字遗产”总是与“数字遗体”混淆在一起，制造出一幕幕人性的矛盾：
平台认为家属不该继承这份“遗产”，家属则认为平台在抢夺他们亲人宝贵的“遗体”。
2018年，牛津互联网研究所数字伦理学研究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或许将提供另一个角度的新解。
研究者指出，全球大公司在“数字身后事”相关政策上，最应该参考的其实是“国际博物馆理事会职业道德守则”。
该文件是用于管理考古展览中人类遗骸的指南，也是用于监管有机人类遗骸商业用途的框架，强调人类遗骸的处理必须遵循其不可侵犯的“人类尊严”。
幸运的是，当“立法”暂时还在loading，多年来的诉讼案件与法院判决已经开始引导大公司选择“人性”。
有些公司，比如B站和微博，选择把逝者账号设立为“纪念账号”，与直系亲属核实后，该账号自动转为不可更改的保护状态。
有些公司，代表者如苹果、脸书和谷歌，允许用户指定遗产联系人，在其死亡后对其账户数据进行访问、删除或管理。
腾讯更是搞出了一个名为“数字资产凭记继承转移中的信息处理方法和相关装置”的专利，允许用户在离世后，将相关数字资产转移给继承人。
也就是说，虽然立法尚无明确进展，但托赖于社会的自我更新与行业自律，只要预先制定好有法律效力的相关遗嘱，或者在平台设置好遗产执行人，那么我们的数字身后事还是有所保障。
微博用户@未读在微博发起的千人投票，结果也大抵相似——53%的人希望数字遗产被永久保留，47%希望即刻删除。
但或许这只是因为我们还不清楚，拿到一具“数字遗体”，都意味着哪些惊人的回报。
英剧《黑镜》第二季第一集《马上归来》中，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妻子痛失丈夫，无法走出阴影，遂将丈夫的所有“数字遗迹”交给制作人造人的科技公司，科技公司分析数据后为她送回了一个无比还原的丈夫。
做为一部标准的反科技乌托邦剧集，这个故事当然是以悲剧收场，渐渐妻子发现数字痕迹复原的丈夫终究还是不够“真实”，最终把他像破布娃娃一样丢弃在了阁楼。
但你或许并不知道，类似的专利早已躺在了大科技公司的弹药库中。微软2017年就已拥有一项成熟的专利，可以使用特定人的社交数据创建对话机器人。
并且据说该技术效果相当不错，配合2D、3D等AI图像技术更是如虎添翼。只不过最终出于伦理压力，还是决定雪藏。
而这，不过是利用“数字遗体”的冰山一角，在其背后，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来世产业”。
什么是数字化来世产业？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你的“数字痕迹”把你带回这个世界。
汉森机器人公司，根据已故女性的“记忆、感受和信仰”制作可与人类交谈的机器人半身像；
Uneeq更不得了，想制造现实版“圣朱尼佩洛”，要把无数复活的数字人塞到一起，“在无限规模上重新创造人类活动”。
这看似异想天开，其实并不完全难以落地。有时我们很难想象自己在互联网上不经意留下的脚印，包含有多么丰富的信息。
再没有什么比一部名为《我爱阿拉斯加》的纪录片更能解释这种感受。它是一部完全由“搜索历史记录”组成的短片。
搜索记录来自一次美国信息泄露，而从这位名为#711391的搜索者记录中，我们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一个美国得克萨斯州主妇梦想逃离家庭，摆脱性挫折、皮肤病，追寻爱情的形象：
在这次信息泄露事件更多的受害者中，我们甚至能通过简单的搜索记录锁定一个人的真实身份。
而一具包含逝者全部数字痕迹的“数字遗体”能带来的，显然比搜索记录要丰富很多。就像黑箱中的大模型，我们不确定它能碰撞出什么，但很确定它一定能碰撞出些什么。
捐赠者向一些收集当代数字资料的博物馆、图书馆授权获取自己的数字痕迹，志愿成为未来的“考古遗迹”，或者向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捐赠“遗体”，成为赛博世界的“大体老师”。
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医学早期学习中心高级讲师乔恩·康沃尔指出，当下人们的医疗数据几乎全部以电子形式存档，而他们一生中收集的大量医疗数据如果捐赠给研究团队，将有助于各种医疗研究。
“它可以帮助回答一系列需要人们长期健康数据的公共卫生问题，例如在特定行业工作如何影响衰老过程或接触污染物如何影响我们如何发展。”
此前许多家属与互联网公司的诉讼都是源自这一需求——亲人自杀或遭遇谋杀后，家人需要他们的社交账号来搞明白，究竟是谁的霸凌导致亲人自杀，以及究竟是谁对亲人暗藏杀机。
总而言之，“数字遗体”绝对是座被长期忽视的富矿，而是否留下它、以什么形式留下它，则是我们生前要做出的决定。
在日本大槌町，有一座可以俯瞰太平洋的白色电话亭，电话亭中放着一台复古的黑色拨号电话，但没有接通电源与电话线。
这是著名的“风中电线大地震中，大槌町十分之一人丧生，此后，这座孤独的电话亭总会迎来打电话的访客，他们在电话亭中喁喁细语，仿佛对面真的有谁在倾听。
他们是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居民，绵长而无处排解的伤痛，借助没有回音的电话听筒消散在清冷的海风中。
当然，目前的数字化来世产业远未成熟，很少有一家此类公司能够挺过3年。但与此同时，又不断有新的公司注册成立，因为数字墓园的数量未来只会增加，不会衰减。
此时，年富力强的我们或许总觉得死神的叹息还很遥远，但请永远不要忘记《失控》作者凯文·凯利的一句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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